6月14日，中日环保高级别圆桌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来自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就日本绿色转型经验借鉴和绿色消费政策创新两大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本报特刊发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日本绿色转型经验值得借鉴

　　◆杨学军

　　（日本转型经验课题组副组长、研究员）

　　由于国情、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发展体制的不同，使得各国对绿色发展的具体定义并不完全一致。课题组提交的《日本绿色转型经验及启示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对绿色转型进行了特别的界定，特指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整个社会行动起来，有效地治理工业污染、城市污染，有力地保护自然生态，在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同时扭转环境、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失衡，基本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平衡的格局，实现人和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形态。

　　《报告》梳理了日本绿色转型的背景和历程，总结了日本绿色转型6个方面的特点和经验：一是重视以法律法规为治理的前提。法律法规科学合理的制订过程保证其能够被严格有效地执行，在资金、技术、人员、机制等方面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用环境诉讼引领环境政策。二是重视专业化、融合化的行政体制机制。三是重视以规划为核心的政策管制。日本实施的市场经济体系具有相对较强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国土综合开发规划、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互相衔接配套，有效促进了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四是重视市场体系的组织化。行业自治、大企业集团制的市场体制确保了行业秩序、产品质量、企业利润、技术创新和突破。五是重视自治前提下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工合作，地方自治具备取得成功的驱动力、约束力及保障机制，重在解决区域环境问题。六是重视社会治理，包括媒体监督、环境教育与公众参与。公众参与与环境治理的发展历程，政府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情况，政府、社区、NGO形成官民一体化机制合力，强化提高了全社会的环境意识。

　　《报告》总结的日本经验主要包括广义和狭义两方面。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国土综合开发规划中兼顾了长期社会经济规划、年度经济规划和环境规划，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规划体系。我国要从根本上、结构性上解决环境污染风险，就要实现均衡发展和产业布局。在行政改革体制方面，要借鉴日本的专业化、融合化环境管理体系。对于央地关系，我们主要是从中央财政一般性支出均等化的角度进行了建议。

　　从狭义的角度看，主要涉及环境行政的六个方面：一是要发挥智库的作用；二是要把规划作为抓手，围绕规划推进环境政策网络的实践；三是要实现产业创新和技术突破；四是要重视环境的行政指导，加强监管执法；五是要构建环境教育体系，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六是要加强信息公开，鼓励公众广泛、深入地参与到环境决策和行动中来。

　　◆青柳祐治

　　（日本北九州市环境局参事）

　　早在1901年，北九州市就建成了日本第一个近代钢厂，之后机械、化学等重工业在这里聚集，成为日本四大工业地带之一，为日本的现代化和经济飞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大气污染、水质污染等环境公害问题。

　　作为工业城市，北九州在1960年的时候环境污染非常严重。但由于1973年和1978年日本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高涨，导致作为北九州主导产业的钢铁行业受到严重影响，企业必须努力去削减成本。与1973年生产1吨粗钢需使用120升石油量相比，北九州在1979年降低了59升，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很多节能减排的技术。北九州为了满足亚洲各个城市的需求，开始推广一些综合性的环保技术，以促进国际的环境合作。

　　北九州的生态城市以循环型社会的构建为目的，聚集了循环产业、综合产业振兴政策和环保政策，是日本最早也是最大的一个环保城市项目出台的城市。现在，北九州通过废弃物的削减、资源能源的有效利用，推动产业实现循环化。

　　在环境合作方面，北九州和大连市的环境合作自1981年开始，到目前为止环境合作领域不断拓宽。现在，我们和中国的环境合作项目有大气环境污染改善的项目，在2013年5月于北九州召开的第15次中日韩环境大臣会议上，三国围绕PM2.5的跨境污染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决定中日之间要开展合作，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北九州接受邀请，与中国的很多城市开展了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方面的合作。此外，北九州为帮助亚洲各城市还构筑一个环境合作的网络。

　　北九州希望通过各种技术和经验的推广，和亚洲各城市构筑起良好的关系，找出最合理的环境问题解决方案，这才是我们所设想的创造城市间合作的亚洲绿色城市的典范。

　　推进绿色消费和供应链构建

　　◆任勇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主任、研究员）

　　当前，无论从增速、规模、结构还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我国的居民消费明显进入升级转型阶段，并正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总体上看，我国目前消费已进入全面升级阶段，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消费规模持续扩大。过去15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6倍；二是国民消费能力持续增强。2015年我国人均GDP为5.2万元，约合8016美元，位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范围；三是我国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已从温饱型向小康型发展，主要特征指标就是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从近两年来看，我国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64%左右。

　　随着消费全面升级，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新的消费模式形成阶段，将推动绿色消费摆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议事日程，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我国在推动绿色消费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缺乏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二是国家对绿色消费的推动力不足；三是绿色消费相关政府职能分散，政策和管理碎片化问题较为突出；四是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等相关工作与环保重点工作领域结合不紧密，作用潜力尚未发挥。

　　为此，我国应当重新重视绿色消费在推动绿色发展和改善环境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定位，推动绿色消费的政策创新。

　　政府应该把绿色消费放到优先位置。绿色消费在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中创新的定位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让绿色行为从监管领域、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以及拓展到治理环节。其次，让治理多元化、让共治体系落到实处，健全治理结构。此外，绿色消费应是自愿和激励的手段，这样将有利于建立约束和激励并举的良性治理体系制度。

　　推动绿色消费的政策创新，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系统推进，解决当下我国政策零散化和不具规模的问题；第二，强化立法，明确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第三，绿色消费涉及面广，涉及众多政府职能部门，需要明确界定相关部门职能；第四，强制推行政府绿色采购，扩大采购主体和产品的范围；第五，健全配套税费等激励措施；第六，加大环境标志等绿色产品的认证力度；第七，将绿色供应链示范和推广纳入政府管理日程；第八，建立绿色产品企业的信任机制，比如考虑生产经营绿色产品的企业能否减少监管的频次等。通过这些政策创新举措，来推动绿色消费不断得到发展。

　　◆中原秀树

　　（国际绿色采购网络主席）

　　当前，民间企业和政府已经从绿色采购的概念逐渐转向可持续采购的概念。原有的采购方式注重产品质量、物流等问题，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绿色采购、绿色购买概念开始萌芽。2010年，通过了ISO20000以及一些其他标准。去年，国际社会各方积极倡议，在供应链中强调供应链的社会责任，因此可持续采购已经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

　　日本的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并非遥遥领先，反而是当前急需解决的瓶颈。日本当下非常关注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2012年，伦敦在召开奥运会时候提出了可持续采购的问题。所以，日本正着力考虑2020年奥运会时，政府如何在公共采购方面秉承可持续的原则。

　　企业对消费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企业只有通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来引导绿色消费，否则只会让问题更严重，例如在2013年孟加拉工厂坍塌事故中有1100人遇难，这个工厂生产的商品大多是快销服装。这些全球性的企业供应链中出现了严重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所以，大规模企业即使销售业绩再好，如果生产环节或者供应链环节出现风险，后果将变得非常严重。因为消费者已经开始了解并关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企业供应链的可追溯性和透明性已经开始要求企业尽量做到绿色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环保NGO等已经逐渐养成较强的独立监测能力。这种能力无疑成了监督社会和企业的利器，比如说，只要人们拥有智能手机，就可以通过拍摄视频短片上传到共享平台，实时将环境事故和问题与全世界网民共享，通过国际社会来做出真实的反馈、公平的判断。

　　当前，日本和中国都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可或缺，因此，环境因素将会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日本也曾经有失败的案例，希望能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争取在环境表现上为其他国家做出表率。

　　以上发言由本报记者刘晓星、张倩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中国环境报